【摘要】近年来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现状表示困惑或批评的论文或论著越来越多，对此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紧促和沉重感。这些不约而同出现的反思性文字，昭示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问题确实是绕不过去的难题。基于此，本文在众多探讨研究的基础上，力所能及的对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其原因进行一个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困境及原因思考
　　人所共知，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在20世纪九十年代呈蓬勃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引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中国自己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独立的女权运动，也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包括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它很自然地要向“西”看，其在理论资源、理论框架、话语形式上都是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双重借鉴。
　　
　　一、困境之表现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已20多年。作为一种外来理论，它已在这片土壤中扎根，获得了合法的话语权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处境是尴尬的，始终处在不断陷落的困境当中。这种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也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具体批评中生搬硬套概念术语，缺乏理论深度，从而出现“理论预设”的毛病。很多的女性主义写作者在其文本中，不是从具体文本出发，而是主题先行，预先设定女性必然遭受男性压迫的历史处境，然后在这个意图之下，使文本成为了女性历史与文化宿命的佐证。然而事实上，从事理论研究和批评工作的人都清楚，理论本身旨在服务于具体的批评，但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出现的却是用文本去应证理论的众多实例，从而使得人们对女性主义批评所赖以生存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产生了质疑。批评的概念先行直接带来了批评视点及方法的单一化，忽略了作品内部的复杂因素，导致批评“文学性”品格的缺失。
　　对这个问题看得最透彻的是崔卫平，她对那些以“主义”之名出现的批评表示怀疑：“尽管‘主义’号称自己对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新的解释，是重新并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个世界，但实际上往往是在它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认识：它的结论早已准备好,正是原先的那个前提、立场。他(她)们自己把它放进去又掏了出来。比如带着‘男人是压迫者,是削弱女人的力量’这种眼光去扫描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结果不会比这更多，无非是再加上一些血迹斑斑的佐证，给人添油加醋的感觉。” 这是目前对女性主义批评之困境一针见血的文章。
　　第二个方面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对话性和兼容性。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展到全球，就在于它与西方文艺思潮中最富活力的结构主义、文学阐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批评有着不同程度的融合。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却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忽略了理论的对话性，使得女性主义始终无法跨越学术的屏障，缺乏理论生机。由于批评阐释的简单化、机械化，本土女性主义批评往往难以获得作家的认同，很多作家甚至表现出抵制、拒绝的态度，这就使女性主义批评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批评与创作成为两套似乎毫不相干的话语系统，此种尴尬与困境，从李小江主编的《文学、艺术与性别》中大量的女作家与批评家的对话中可以得到印证。
　　第三个是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资源借鉴的问题，也就是大量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更关注西方资源，但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继承和挖掘十分缺乏，这就使“异域性”在与“本土化”对接、碰撞的过程中产生脱节，造成水土不服。 这亦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本土化语境中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与困境。二、困境之原因探究
　　
　　造成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面临的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对于其原因，大体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由于理论上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任何一种批评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其原因主要还是来自理论本身。而对于理论上主要是横向移植西方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首先，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阶段性与多元性导致了中国批评家“译介”的不确定性和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性。理论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一种纵向的历史过程，又是一种横向的理论过程。从纵向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主要是揭露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第二阶段，在于发现了女作家拥有一个她们自己的文学，其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以及艺术的重要性一直被那些主宰我们文化的父权价值观所淹没着。而第三个发展阶段，不再只是要求人们承认妇女作品，而是号召从根本上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重新修正完全基于男性文学经历的有关阅读和写作的现存的理论假定。这是一个批判“建构”修正的三段式，而且每个阶段的重点不同。
　　从横向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是多个派别共存，并各有特点，如，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阵营两大主力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都打着共同的女性主义旗帜，但在这面大旗下两者却是各行其道，她们在张扬女性特点的同时，对女性主义的内涵理解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次，理论自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是它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许多阐释模式中的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与它同时期的许多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样的身份为文学批评带来了多重关心的问题，创造了多元化的批评角度，然而也造成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
　　二是在理论本土化建构上存在的不足。本土化建构的不足是导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困境的最直接原因。众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在矛盾中行进的理论。它不断为自己设置理论上的难题，不断陷入困境，也正是由于难题和矛盾的存在，才促使这一理论不断地寻找走出困境的可能。
　　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较少有这种理论上的追问。不难看出，我们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章很多都是美国批评的回声，至少在观点上是如此。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致命的一点就是缺乏立足本土的自我建构。作为一种以“拿来”为主的批评，“实践前行，理论滞后”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征。理论建构的不足必然会促使批评家们在批评实践中言说的多样性甚至混乱性。没有稳定的理论、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所有的批评都是以具体文本作为出发点。为了文本阐释的需要，对同一个命题，不同的批评家针对不同的文本有其不同的界定。
　　总之，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其本土化努力中呈现出困惑和尴尬，直接地影响了其走向深化。只有打破男女性别对立的壁垒，加强女性批评家和男性学者的良性对话，在这个基础上共建开放的、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女性主义批评才可能真正健康的成为一种指导创作和现实的理论话语。
　　
　　参考资料：
　　［1］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J］ .《文艺争鸣》，1998(6).
　　［2］ 李小江.《文学、艺术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 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暨南大学学报，2005(1).
　　［4］ 肖沃尔特.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32-142.